在本文中,我们将联系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区分真启蒙与伪启蒙,并对五四的启蒙做一点反思。我们将把启蒙问题放到经济学下来讨论,我们会发现真伪启蒙的问题会变得非常清晰,在启蒙问题上存在的思想混乱将会被澄清,保守主义者对启蒙的偏见将会被纠正。
资本主义与启蒙两个词都已经被污名化,这里先对这两个概念做点说明。资本主义是指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个体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过程。资本主义是运用理性的产物,如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显然无法在这样被巫术禁锢的经济人群中发展起来”,他称资本主义为“理性的经济”,称资本主义企业为“理性的经济组织”。
启蒙是与理性密切相关的概念。启蒙可以理解为运用自己的理性,但“运用理性”还不够,应该被理解为“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就是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的过程,才能被称为“启蒙”,这种启蒙或理性的运用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而这种启蒙或理性,又是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反对启蒙,他们把启蒙一概地视为对传统的破坏,然而,他们所理解的启蒙,与这里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启蒙并不是一回事。
虽然启蒙必然是理性的运用,但并不是所有的理性的运用都是“资本主义的”,假如我们想拥有一个能够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那么我们就需要相应的理性,这种理性是本文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启蒙”,如前所述,它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是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运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资本主义这一“目标”来确定启蒙的含义,如没有这一目标,那么启蒙概念就容易被任意解读。
启蒙之所以被污名化或被误解,正是因为历史学家没有把启蒙概念放到这一背景下理解。他们只是根据自己对启蒙概念的理解,对启蒙概念进行诠释。比如他们把破坏传统的或通往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性也视为启蒙,如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理性视为启蒙,因此对这种启蒙进行批判,这也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反对启蒙的原因。但是,他们所反对的启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即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启蒙,那种能够普遍地增进我们幸福的启蒙。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启蒙不能被随便定义,我们需要弄清楚怎么定义启蒙才是“好”的,或什么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或正确的启蒙。
康德把启蒙界定为“人类从自己招致的不成熟中解脱出来”,这里的“不成熟”是指“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所以,启蒙是指主动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用“知性为世界立法”,可见,启蒙是对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弘扬。根据康德,我们所认识的并不是“物自体”,而是通过感性的时空形式所呈现的“现象”。康德的这一观念,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是一致的,它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基础,米塞斯与哈耶克也都被称为新康德主义者。根据康德的这一思想,“社会”不是一个客观的或必然的世界,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概念与理论所认识的世界,因此“社会”可以为人们观念所塑造。如社会是客观的或必然的,那么任何启蒙都没有意义。
显然,康德为启蒙运动打下了基础。假如个体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他将不具有主体性与独立性,即他不会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他也不会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这时资本主义当然就不可能出现。比如,他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各种限制他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观念与制度,对它们熟视无睹。这时生产力当然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
但是,康德只是打下了基础,对于启蒙来说,康德是不够的,还需要经济学。因为人们运用理性,也有可能通往奴役之路,而不是自由与繁荣的社会。如法国大革命,如上世纪在各国推行的计划经济,也都是理性的运用,但结果是悲剧性的。这种“启蒙”是“伪启蒙”,也是被保守主义者所批评的。因此,不仅是要“运用理性”,还要“正确运用理性”。康德只是回答了什么是“启蒙”,但他没有回答什么是“正确的启蒙”。后面这个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经济学来回答的,这种经济学知识,是康德及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具备的。
这里,“正确的启蒙”是指人们能够“正确”地选择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选择正确,就是正确的启蒙,手段选择错误,就是错误的启蒙。当我们谈到启蒙这个问题时,我们所关心的“目的”显然是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关心的“手段”是“社会”,而不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手段,即我们关心的是那个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
经济学正是有关目的与手段的科学,它回答什么样的社会(手段)才能实现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目的),从而也回答了什么才是“真启蒙”。经济学提供这样一种真理性知识,那就是普遍的分工合作如何可能的知识,包括私有财产权、价格、经济计算、消费者主权、个体主义方法论、自发秩序、分散知识等等都属于这种真理性知识。对这种真理性知识(手段)的认识运用,是产生一个有助于普遍的分工合作的社会,也就是一个能够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社会的条件。因此,正确的启蒙(真启蒙)应该是指向这种知识的,是对这种知识的利用。对这种知识的利用,才能被称为“真启蒙”。它反对的是理性建构主义,而不是必然反传统,而保守主义者所误解的启蒙,正是“反传统”的那种启蒙,或者说,保守主义者给启蒙贴上了反传统的标签,这是错的。
所以,真启蒙是对“社会”这种“手段”的正确选择,它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知识。假如对这种知识是无知的,那么“启蒙”就容易走偏,如盲目地排斥传统,以及对社会的全盘建构。因此,使启蒙与蒙昧得以区分的,并不是是否运用了理性,而是是否“正确地”运用了理性。如哈耶克批判的理性建构主义,就属于“蒙昧”,而不是“启蒙”,虽然它也是理性的运用。
几千年来,包括百年前直到现在,人们对这种经济学知识,即有关合作社会何以可能的知识是无知的,也没有从西方引入这种知识。因此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虽然打破了一些传统的束缚,但同时也把社会放到通往全盘的理性建构主义的列车上。那种有关合作社会何以可能的知识,在五四运动中,在五四运动之后,都没有得到普及。人们普遍地缺乏这种知识(经济学的贫困),比如,表现为普遍地接受剥夺私有产权以及接受之后出现的计划经济。真启蒙应该是指向自发性的合作秩序,使社会朝向这个方面,但是伪启蒙却不是这样,它会破坏使自发性的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条件,如传统与法治,导致以强权建构的乌托邦取代自发秩序。
启蒙是一个过程,它并不只是在“启蒙运动”中才发生的。比如在中世纪,对商业还有普遍的排斥,如禁止讨价还价与自由竞争,阿奎那对此做出了改变,他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商业与高利贷,因此他也有理由被称为启蒙思想家,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学家。所以在中世纪之后出现了重商主义,商业得到充分的肯定,这相比中世纪是一个进步,但重商主义把货币作为财富,把增加国家税收作为目的,所以重商主义这种“手段”的选择,对于普遍增进个体的幸福而言,仍然是错的。相比而言,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学思想比重商主义高明得多,他推翻了重商主义,这是人类在启蒙路途上的又一个进步,也极大地推动了自由贸易。十九世纪末发生的边际革命,相比斯密与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又是一个进步,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确立了个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市场过程方法,为人类拥有一个能够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提供了更为确切和有力的知识。
经济学知识,对于正确的启蒙——使自由、和平与繁荣的社会得以可能的手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无疑是前人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一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无视,被排斥,使得蒙昧仍然在延续。如一个社会处在专制状态,那一定是因为“蒙昧”:人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特别是没有运用正确的经济学知识,而是盲目地接受了强权的施予,把强制性制度视为理所当然而接受了下来。
经济发展是自由市场的产物。由于自由市场是启蒙的产物,因此经济发展也是启蒙的产物。对于一个仍然处在蒙昧状态中的民族来说,经济发展是没有希望的,它只会在原地打转,因为蒙昧限制了市场自由程度(法治程度)的提高。上世纪的改革开放,“部分地”摆脱了计划经济,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假如启蒙——对正确的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不能跟进,那么市场化改革将是极为困难的,这也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人类所面临的对抗,最终都是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会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都是这种对抗的外部表现。只有在一国内部,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即对经济学给出的真理性知识的运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样的冲突,使人类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