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这次阿根廷的米莱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很多人担心他能否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成功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改革是有理论基础的，而且这一理论不同于支持干预主义理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社会是由学说塑造的，流行什么样的学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只是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他受某种学说的影响。
支持米莱进行改革的学说，通常被认为是奥派经济学。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强调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自发秩序和市场过程，这使它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都是建立在“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在这种假设中，人不是有目的的，也就是“不是行动的人”，而是被动地对约束条件做出反应。这决定了它是一种“均衡”学说，而不是“过程”学说。这种以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学说，给人类造成深重的灾难，如计划经济就是建立在均衡思想之上的，比如，兰格就是一名支持计划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是建立在均衡思想之上的。
中国可以说是吃了这种均衡学说的大亏。在这种均衡学说的影响下，中国试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还比如，在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一开始，改革的力度很大，撤掉了很多部委，如纺织部、粮食部等，这一改革比米莱试图在阿根廷推行的改革更早，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部委撤掉以后，人们马上就有饭吃了，有衣服穿了。但遗憾的是，在后来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学界被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占据，如前所述，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思想之上的，在对笔者的上一篇文章“法治与什么是不相容的”所做的评论中，邹恒甫教授就说道，阿罗-德布鲁均衡理论中没有法治、产权和自由等内涵。均衡学说指向的是用政府的力量来实现不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小到解决市场的失灵（如凯恩斯主义），大到全盘的计划体制。由于指向的是用政府手段解决问题，均衡学说必然导致政府越来越大，相对而言，市场就会萎缩。所以，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处境而言，均衡经济学说是难辞其咎的。
相比而言，奥派经济学不是“均衡”学说，而是一种“过程”学说。因为它是建立在“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之上的。人的行动产生市场过程，这一过程是个体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满足他人需求的过程。个体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他就必须更好地满足他人的需求。简单地说，自利产生了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正是这一市场过程，不断地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它比政府来“有意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更为有效。
市场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要从“有意地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一角色中退出，让“市场过程”去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切地说，应尽可能地让市场的自发力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政府则是要不断地回到执行普遍正当规则，促进分工合作的秩序这一角色上来。米莱政府正是试图实现这样的角色转变。
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只能由确切的学说来回答，而不能是任意的或人为的。奥派经济学正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回答这一问题的确切学说。阿根廷的米莱及他的支持者，正是根据这一学说，来确立政府的角色的。相比之下，在一些国家，政府非常大，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地接受了支持干预主义的学说。他们把政府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视为理所当然。
“市场过程”的思想，强调的是“功能”，而不是强调具体的组织形态。假如分工合作可以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实现，那么就没有必要保留政府。但是，正是因为有人会破坏分工合作，所以我们需要政府来保障分工合作，政府正是作为这样的功能而存在的。当然，弄不好的话，政府本身就会成为阻碍分工合作的绊脚石。
当政府很好地承担起维护市场过程的角色，使得国家变得比较富裕时，政府给人们提供保障、福利和其他的公共服务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前提是这一做法“不能损害市场过程”，即不能损害到分工合作秩序。这方面北欧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北欧虽然高福利，但保持了创新活力。我们衡量大政府的标准，不是“经验层面”政府支出的大小，而是分工合作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相反的例子是包括之前的阿根廷在内的一些国家，人们虽然也想有比较高的福利，但没有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他们的观念和制度阻碍了市场过程或分工合作秩序。